时隔28年美日再度携手“拯救日元”的背后：特朗普既救日元更帮自己

最近几日，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简称“日元汇率”）市场接连上演精彩大戏。 先是7月29日，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一路干预下竟然创下了1986年以来的新底。这让日本政府和央行措手不及，又赶忙出手救汇。 7月30日和31日，日本政府和央行狂砸超11.4万亿日元的资金进行干预。紧接着，为了配合日本的救汇措施，美国财政部指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联系花旗等各大银行释放“做多日元”的信号。就连特朗普也亲自出来给日元站台，声称：“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的日元不断贬值，他们需要一点帮助。” 据报道，上一次日美两国采取以“做多日元”为方向的联合行动还要回溯到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在金融市场中，无论是商业性的即期结售汇还是官方进行的外汇市场干预操作，其资金交割往往遵循国际通行的‌T+2‌（交易日后两个工作日）结算惯例。日本央行的做法是在前一个工作日公布对下一个交易日经常账户余额的预测，用于市场估算潜在干预规模。 根据日本央行8月3日晚间公布的数据显示，4日当天日本央行的经常账户余额预计减少了11.4亿日元。由于该降幅远大于东京短资、中央短资等机构此前预期的较小降幅，这个差异被市场解读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在7月30日、7月31日两天一共砸了至少11.4万亿日元用以干预日元汇率。 在今年4月28日至5月27日的上一轮干预行动里，日本央行累计投入的资金量约为11.73万亿日元，是日本历史上单轮规模最大的汇率干预行动。 针对日本政府及央行这次干预行动的效果，市场普遍持怀疑态度。有分析认为，只要日元全球套利工具的属性不发生根本性改变、中东局势不缓解、日本经济不发生结构性好转，日本政府及央行的救汇行动就不会产生长期向好的效果。 当地时间8月2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把美国政府加入拯救日元汇率的行动称作是释放支持日本的“友谊信号”。他说：“他们的日元不断贬值，他们需要一点帮助。而我们总是支持日本。日本对我们一直很好。当然，珍珠港事件除外。” 另外，特朗普还指出，美国出手支撑日元汇率“有经济利益，也利好世界经济”，“就像我们当初对阿根廷做的那样，赚了250亿美元，在委内瑞拉我们更是赚了几千亿美元。” 其次，干预日元持续贬值对稳定美国金融市场有利。目前，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海外债权国。如果日本为持续干预日元汇率，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就会导致美债长期利息升高，从而增加美国政府的新举债成本。 这迫使美国政府出手干预日元汇率，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反复强调的：“担心日元汇率波动会冲击31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国债市场。”在他看来，美国10年期国债利息是最重视的美国经济指标。 日本本身是一个资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如果日元持续贬值，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民众的不满会进一步加剧高市早苗的执政危机。高市早苗政权的长期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5500亿美元规模的日本投资美国计划。 “这是友谊的信号.....日本对我们一直很好，当然，珍珠港事件除外”，当地时间8月2日，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答道，确认了几天来美日两国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行动。几小时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皋月也在当地时间8月3日确认，两国财政部已于上周五介入外汇市场。 这是自1998年以来，美日两国首次以买入日元的方式联合协调干预日元汇率。即时效率是很明显的：在周末两天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汇率，已经从1：164的近40年低位，拉升到了1:158。 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理解为是美国的“自保”行为。至少，在日元持续贬值，7月汇率击穿1:164的极端情况下，美国无法“预料”，日本会出台什么财政政策以进行单边干预。要知道，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 5月24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Robin Brooks）在社交平台上提到，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跌破了土耳其里拉水平，成为全球最弱的货币。 这样的警告，恰恰来源于日元持续下行的趋势。在日本央行的统计数据里，以2020年为100基准进行计算，日元REER已经在2026年4月跌到统计以来的最低点，65.7。到2026年6月，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再次突破1∶160大关。两组数据都意味着，进口商品和原材料时，日本将要承担更高的成本。 如果把时间调回到30年前，下跌的REER和持续贬值的日元，恰好给了处于日美贸易摩擦中的日本，一个出口的新出路；而在30年后，日企早已在海外“本地化”的今天，购买力越来越弱的日元，只给了日本民众更深的相对被剥夺感。 这些宏观的经济数据，落在生活里，是大米、鸡肉等食物价格上涨，是农林渔业省5月份的食品价格趋势调查里，创下100克154日元历史新高的鸡腿平均店价。 今日，一个生活在东京中心地带的居民，很容易在便利店的货架前感到不安，因为记忆里总做100日元促销活动的日常款饭团，已经卖到了200日元一份。对许多日本人而言，这是极具冲击力的事实，因为饭团本是最经典的日常平价食物之一。 疲软的日元与上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让市场不断倒逼日本央行在6月中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宣布加息。但超过GDP两倍的政府债务规模，与5月创下29年新高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共同把政策调整的空间压到极小。因为，此时加息往往意味着，政府债券利息成本飙升。 6月加息25个基点后，日元短暂走强，但利差仍大，未能扭转贬值趋势。7月23日，日元一度跌至163.98，创近40年新低。与此同时，受财政扩张和缩表预期推动 ，日本长期国债市场也承压，10年期日债收益率7月9日升至约2.90%，创1996年以来新高。 在日元与日债之间，日本经济几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日本央行为了压低国债收益率，而重启大规模回购国债的步伐，那么日元流动性将增加，贬值压力加大；而如果日本央行选择加息，债务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政府财政岌岌可危。 6月3日，在东京如月会的演讲中，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开篇就讨论了看似与经济政策无关的中东局势。但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日本是一个能源输入国，九成以上的原油依赖中东地区，而2月末以来，动荡的中东局势推高了原油价格，并且成本压力已经通过产业链迅速扩大至更广的范围，带涨了各类商品的价格。 植田和男提到，和前几次石油危机不同的是，“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的价格转嫁速度，比以往更快，且极有可能波及更广泛的商品品类”。 这里提及的“成本”，指的不仅仅是石油等资源的实际价格，还有汇差带来的相对价格。因为日本需要付出日元兑换美元，以购买能源，而与此同时美联储还处于维持高利率的预期中。 原本，美元的高利率与日元的低利率之间产生的利差，就已经推动着全球市场卖出日元资产，买入美元资产，日元本就承受着抛售压力。而在能源价格飙升、美元持续走强且贸易逆差拉大的今天，日本只能付出更多的日元，以获得等量的货品。 日本深知这点。4月，在美元兑日元汇率跌至1∶160新低时，为了抑制日元贬值速度，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实施了规模高达11.7万亿日元的外汇干预操作，一度将汇率控制在1∶155。 然而超大规模的货币干预，并没有改变日元贬值的趋势，甚至效果只维持了一个月。6月，美元兑日元汇率重回1∶160大关。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早已在5月的专栏里对此评价道，日本央行的举措不过是在“争取时间”，因为日元贬值是货币政策导致的。 日本2026年4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大幅上涨4.9%，已创下了3年内的历史新高。PPI向来是CPI的先行指标，生产的成本上涨，意味着终端消费者所付出的价格，也会上涨。 4月，日本央行的数据显示，核心CPI同比上涨2.8%。5月，内阁府的消费者动向调查里，认为未来一年物价会继续上涨超5%的居民，占比达到56%，而同指标在2月时，还是36.5%。 这并非是日本政府期待的，由强消费带动的良性通胀，展现的也不是“失去的三十年”之后久违的经济活力。反而，上涨的CPI与下滑的实际购买力一起，成为了昭示日本经济承压的关键指标。 市场中，指责日本央行在过去几个月内“拖拖拉拉”的声音日盛，因为按照“正常”的经济运行规律，在外围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央行此时最该做的，就是加息。因为一旦加息，日本就能减少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差，以此降低市场中的日元流动性。 越临近6月中旬的货币政策会议，"加息"的呼声便越高。在市场的重重压力下，6月15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目标利率从0.75%上调至1.0%，达到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而后，日本央行又在7月31日的议息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但此时，日本央行动作“迟缓”，原因之一是，它面对的不是简单的货币政策调整，而是要在一个脆弱的金融循环里，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日本财务省做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余额（对GDP）”图表里，从2008年起，代表日本的红色线，就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名意大利。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包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84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突破240%，已是第10年创历史新高。 对日本央行而言，这样大的政府债务规模意味着，即使是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也有可能带来巨额的利息支出，严峻考验政府偿债能力。何况，目前日本央行面临的形势是，市场可能并不满足于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 当央行选择加息时，市场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那便是购入利息更高的新发债券，抛去手中的旧债券。如此，国债收益率便会随之抬高。而2026年5月，日本十年期国债利率一度升到了29年来的新高，2.8%。 大规模、高利率与利率再次抬高的预期，共同锁住了日本国债的最大买主，日本央行。2.8%的利率意味着，日本已经非常接近3%的长期国债利率警戒线。所以，日本央行必须仔细测量，承受着多方压力的日本，离国家破产的悬崖还有多远距离，而在这样的距离里，自己还有多少可操作的手段。 为了维稳，日本央行当然可以选择大规模买入国债，强行压住国债收益率。然而一旦如此，无异于日本央行向市场释放日元流动性，日元贬值压力加大。与此同时，这也相当于加大了日本的债务规模。 日本央行了解这样的经济逻辑，并且，其从2013年开始便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的行为，已经引来了市场的不信任，因为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日本央行的购债行为某种程度上抹去了债券的“真实价格”。 正因如此，2024年8月，日本央行制定了“长期国债买入减额计划”，开始逐步放缓购买国债的步伐。在2024年，日本央行每季度削减购入4000亿日元国债，而在2025年，日本央行将这个数字缩小至2000亿日元，维持每月2.1万亿日元的购债速度。 小心翼翼，是日本央行过往两年缩减购债时的表征。因为一旦没有给足市场预期，日债市场情绪极有可能崩盘。毕竟，在日本央行持有49%日本国债的情况下，市场本就担心，一旦政策转向，市场中没有足够的买手接过本该由日本央行购入的这部分国债，恐慌会一触即发。 一纸摇摆的政策，一个先是放弃超宽松又再次进入宽松通道的央行，只会消耗市场对于日本、日本央行和日元的耐心，市场会怀疑，“日本是否已经进入了干预无能”的状态。 也就是说，日本央行被置于一个相当难的压力测试中。市场几乎在“逼迫”它，尽早在日元贬值与财政爆炸中选一个，并且最好有所成效。此时，高市早苗内阁还在不断推进各类政府补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债务。而日本央行，需要小心测试各方的底线。 1990年代，面对日本已经破裂的经济泡沫，日本央行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进入超宽松政策周期，希望能够通过低利率和流动性修复信心、稳住经济。 然而，降息过慢的决策，和僵化的1940年体制，最终还是把日本拖入了长期的通缩之中。至此，如何走出长期通缩，摆脱“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成了每任内阁都需要优先面对的经济问题。而日本往往选择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再遭重大打击，从GDP到CPI，日本经济的各项指标都没有展现出走出通缩的态势。2012年，安倍晋三二次上台，给长期紧缩的经济形势，开了“安倍三支箭”的药方，将“宽松”推到了顶峰。 为了实现2%通胀率的物价企稳目标，安倍内阁在2013年实施了量化和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大规模购入短期及中长期国债，以压低短期融资成本，推动日元贬值。2016年，安倍内阁又引入了“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锁定国债收益率，几乎以“无限制购入国债”为办法，兜底融资成本。 两项非常规货币政策之后，日元如愿进入了下行通道，日本央行成为最大规模日本国债的持有者。日本用超常规的货币供应量、创下新高的政府支出，换取了投资与短期经济稳定。 但日本也因此引来了多番“财政状况不可持续”的讨论。尤其，QQE和YCC的确推动了日元贬值，却没有按照经济理论模型运转，推动内需。 “低利率—高负债”的压力早已埋下。如果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保持不变，或许已经逐步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尝试缩减政府债务的日本，还可以用时间换取更大的经济政策操作空间。 而在日本央行陷入两难的此刻，高市早苗“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显得更加让人担忧，因为这一政策延续了安倍经济学中的宽松框架。当减税、补贴和产业刺激等政策接连出现时，经济学家们不由得担心，已经过度负债的日本，还能承受多大程度的财政支出。 1990年代所爆发的那场经济地震，至今仍在影响日本。而今时今日的经济处境似乎证明了，日本仰仗了30余年的宽松政策，反而带着日本再次走到了经济博弈点。 正因如此，此次美日干预日元汇率的联合行动，是否真有长期效果仍未可知。日元走弱，最终归结于市场对日元、日债、日本央行乃至日本政府政策的持续担忧，而恰好美国的“施以援手”并没有解决上述任何一个问题，反倒显得饮鸩止渴。 对日本提出经济警告的罗宾·布鲁克斯，在8月2日再次长文警告道，“尽管表面上美国的干预比以往更有影响力，但美国的参与带来了更多的疑问而非答案”。因为美国“援助”的方式，是卖欧元，买日元，而不是直接用美元买入日元。 这反而令市场疑惑：是否美国这样操作，是担心欧元兑日元的汇率会推高美国的长期收益率。如果次猜测成真，那么这便又是另外一个疲软信号。要知道，外汇干预本身就是一场信心游戏。